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两部法国影片，一部是新晋奥斯卡影后玛丽昂·歌迪亚（Marion Cotillard ）的获奖之作《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另一部是1986年的《巴黎野玫瑰》（37°2 le matin）。连续看完这两部影片并不容易，需要感性和理性的同时相互协作与理解，只有这样，你的心才会真正地被玫瑰们的生命所打动。

 

     1987年的第五十九届奥斯卡金像奖充斥着《异型2》、《苍蝇》、《杀戮战场：野战排》这样的影片。“在1987年的那些‘黑暗日子’里，美国的贸易和财政赤字不断攀升，美元疲软的局面也仿佛一发不可收拾，世界的金融市场也仿佛陷入了‘精神错乱’之中。”现实的世界里充满了人性的砥砺，人们藉以电影幻想能够出现一种可以让人类联合起来一起去毁灭的外星生物。贝翠·斯黛乐演绎的“巴黎野玫瑰”虽然旨在反映在当时法国社会“物化”严重的背景下，青年精神空虚、前途暗淡的生活状态，但是通过女主角真实演绎的“贝蒂”一角却更多地引起了心理学家们的思考，成为间歇性焦躁型精神病人的典型案例。这种思考产生于理性思维占主导的思想主体。同时，影片大胆的人体裸露镜头和长时间的性爱场面也让传统的父母和教育家们无法接受。本片只得到了当年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的提名亦不足为奇，抑或说是一种幸运。也正是由于上述因素，使得此片成为电影史上最富于争议的情色片之一。

 

     片中最精华的部分，即是男女主角在短暂的共同生活中闪现的人性的光芒。看过《巴黎野玫瑰》这部影片的观众应该深刻地记得，影片开始的时候，贝蒂穿着蓝色布围裙，露乳坦背，细扎蛮腰，舞着玫瑰红的丝巾，一脸无辜地朝索格的房子走来。那是一栋沙砾地里的吊脚楼，打开窗户就可以四面透风，外墙白色，油漆斑驳。屋外的晒台可以用来看风景也可以乘凉。如果没有索格的小说，这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梦想者的孤岛。贝蒂的生命没有在这里止步而是烧着房子，点燃了她的第一个梦想。那一把火燃烧得比贝蒂和索格加起来还要大。“如果你不去试，怎么会知道呢？”贝蒂一脸的义无反顾。

 

     不能不相信她对生活的认真，有谁能花一个晚上的时间看完二十本小说手稿呢？又有谁能夜以继日把它们不熟练地徒手打成铅字寄送给巴黎所有的出版商呢？每一个人同别人或者整个社会的评价标准都不一样，而纯真的贝蒂却以为：大家都是一样的。独裁者用这种思想禁锢别人，贝蒂却只能伤害自己，她对别人的伤害被索格限制到了最低程度。

 

     鲁迅先生曾有一个铁皮屋子的重要思想发明，屋里的人必须推翻这屋子才能生。贝蒂选择融化这屋子，尽管她必须先死亡于这个禁锢自己的牢笼。索格是她的铁皮屋子，铁皮屋子保护她不受警察、老板，或者别的谁的伤害，也把她的内心深深埋葬。人的一生之中，必须把很多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看成理所当然。譬如：费尽心力创作的小说受到出版商人不屑的批评；面对无理取闹的顾客表现得像上帝的仆从一样卑微而顺从；适龄女性对婴儿的渴望被医学术语无情地判决为“没有怀孕”，等等。在人生的艰难面前，可爱的贝蒂呈现出她绝对真实的情感，她一次又一次地发泄出了最强烈的愤怒，如同一个坚定的战士对生命中的不公平掷出了致命的标枪。

 

     本片的法文片名直译过来就是《37°2的早晨》，据说37°2是性爱高潮的温度。贝蒂对生命的要求如此之高以至于只能将自己付之一炬。没有谁能一辈子拥有高潮的早晨，这就是这个世界维持平衡的规则。

 

     法国人的浪漫一再被搬上荧屏，高卢人亦被誉为世界历史上最具有革命精神的民族。在推翻和重建之间，获得精神之大自由。伊迪丝·琵雅芙的人生正是“不自由毋宁死”的写照。愈是在感受生活的艰难，愈是要从心所欲地歌唱和纵情。功成名就的琵雅芙被誉为法国国宝，她依然任性，人们示警她，她带着嘲笑的神情回答：“不能任性？那为什么成为伊迪丝·琵雅芙？”琵雅芙的歌即是欲望的心火，烧着了的爱。

 

     三八妇女节是广大妇女同志的节日，而就在这一天，一位美丽善良的中国籍女性——也就是鄙人，在中国上海五角场商业区闲逛荡完毕准备回家的时候，在就近的面包店买了两根法棍，结账出门。走出约200米不到的距离，因安全意识较强，下意识地摸了一下斜跨的包包，发现异常，包口大敞，再仔细一摸，钱包丢失。立时三刻回到面包店询问，刚才卖我面包的阿姨一反5分钟前和蔼的样子，平静地说：“我都没有看到你进来过啊。”这……我想说要不是你们家塑料袋太小装不下法棍，我自己拿塑料袋去包了一下，我至于不马上检查口袋么？我内心愤怒外表平静地让她回想起我的曾经存在。终于，“哦……我们没有看到钱包呀。刚才已经有几个客人进来过了。”她停了一下，具有暗示意味地说：“最近新疆人已经在这里偷了好多个钱包了。”那么这件事情由于她主动交代内情已经完全不关这位阿姨的事情了。我只能继续内心愤怒，一面找安静地方打电话给银行挂失。那一刻我究竟是平静的，毕竟，我必须把自己的损失降低到最少。接下来，处理丢失银行卡、身份证以及其他各类证件的事情占据了我一晚又大半天。

 

     现在，我才有空坐下来写这篇东西。我们的国家有56个民族，我们从小就被教导以生长在56个民族的大家庭而自豪。可是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遭受新疆维吾尔人民（有一次甚至是可爱的高鼻梁绿眼睛的维族小朋友）的毒手了，相信很多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事发之后，我在网上看到了很多新疆小偷的身影，一律是矫健而灵活的手脚并用，偷窃得手后的信心满满。而被窃的广大汉族同胞却一无所察，我仿佛看到了自己被偷的惨状。网上还说一个南京的学生，因为目睹新疆人行窃并当场大声示警，而被蜂拥而上的新疆同伙捅死。也有倾力反抗的武汉汉子，将围殴他的十几个新疆人捅死三个，油炸了1个。看到这里，我不禁哑然，这果然是一个争强斗狠的世界！据说我们的警察局、派出所、羁押处、监狱已经没有空位容纳犯小偷小摸罪的新疆流窜犯。物质不会无缘无故地消失，人体亦是物质。于是新疆人的肉体就流到了守法公民的身边，其灵魂并没有收到近朱者赤的影响，而是用他们驾驭过大苑马，创建过乌兹国的灵巧的思想恶意地攻击身边善良的人们。难道他们就没有受过“我们的祖国是花园”，“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的教诲吗？难道偏偏只有类我良善者受过！这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如此不统一，谈何和谐？！那些新疆惯偷们想必也没有受过和谐思想的浇灌。

 

     以上，只是一个被窃者的感痛。而更深的是对一个缺乏文化认同感的国家社会的哀悼。如果我们无法教化蛮夷，何必引蛮夷乱华？而今流行的词语中，有一个非常正面的，叫做“沟通”，颇具大禹治水的遗韵。然而面对为正义呼喊而身亡的南京大学生，以及以暴制暴的武汉壮汉的不同结局，现实又给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上了生动的一课，二这一课，就是五十六朵花之一的新疆同胞带给我们的。以他们作为行为媒介的案例，宣扬了另一种的价值信仰和道德规范，那就是欺善怕恶，欺穷窃富，欺弱怕强。这种强盗文化如何与“仁义礼智信”沟通？中华文明如何谦让于一介蛮狄？我谨代表类我者致新疆贼伙以哀的美敦书。不只是叮咛大家避免受害，也是呼吁大家坚强一点，正直一点，勇敢一点，制止犯罪不能光靠拨打被窃主110事后报警，那需要我们所有的人坚持一种“义”的信念，加强“义”的声音。到那时，不用油炸窃犯，也能让之退避三舍，告命求饶。

 

     我们这代的人怎么了？我们学到的知识最多，但受到的教育最少；我们的理想和抱负最多，但生活实践最少；我们的生活最优渥，但快乐最贫乏。让我尤其受不了的是，最漂亮的女生往往最不幸福。

     我们这个时代究竟是怎么了？痛苦从1989年的余虹蔓延到2007年的夏琳、米莱们身上，种种症状让人越来越不可思议。

 

    在我们的国家兴致勃勃转动改革开放的致富钥匙的时候，青年人的苦痛已与金钱无关。尽管，当下的他们并不富足。这是一种大情绪，无法定义。只是当你无所适从，无来由地悲哀的时候，你正体验着它了。在此种情绪面前，任何详具的情节都极单薄，理据来自《颐和园》中让人听不懂的对白，陆涛和夏琳们无比生硬的舞台剧腔调。

 

     这种情绪不是你或者其他的任何谁在生活中俯仰即是的生活片段。如果一定要在生活中为之寻觅一样载体，那么它更类似于一种缄默，一刻沉思，一段空洞。是的，这些具象的表征都是无声的、静止的，所以忙碌而兴奋着的人们察觉不到这些，他们于是认定：故事即是故事，这些荒谬的情节与态度只是某些世人的一个梦。因为，如果世界竟是他们描绘的那样子，勤恳忘我的人们将如何生活？他们才是存在的大多数。大多数人不知道，梦想和追求一直在远处，只能在远处，立足生活即是一种堕落。是以在俗世的生活面前，也许只有一种表现方式可以释放理想的声音，即是性。欧洲中世纪的传教士和中国古老的儒家思想教导世人，性爱是双方的，是社会的，是受道德严格约束的。谁也想不到“性”也可以是一种呼喊理想的呻吟。此间的人们抒发着在俗世与理想国之间徘徊的苦痛。

 

     出国是青年人永恒的主题。在这件事情上，青年人唯一地受到了来自国家和社会的背景暗示，即：不自由、不开放、不发达。这些和来自纯个人的突破欲望混合在一起，促成了出国的时髦。准先生和我一起看了《颐和园》，他告诉我，在国外的时候，见过几个89年出国的大学生，他们拿到了居住国的绿卡，从事彼国最底层的工作。媒体这样发达，他们当然知道中国有改革开放这回事，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他们害怕。准先生还告诉我，最近有一个名人评论自己说：我并不必大多数人聪明，只是不害怕失败，大多数人害怕。这当然是入世的态度，但是这世界有如此多的琐碎，不由得纯粹的理想人害怕。结果，他们从事最底层，即：最简单的劳动。甚至不知老之将近。

 

     理想的年轻人比哲学家更加悲天悯人，无产阶级的幽灵简直不能与之并论。只是这种思考是单一的，孱弱的，缺乏理据的，纯实验性的。所以也必然缺乏鼓动性。这种思想如此强大以至沉重地压迫了思考主体的身体和精神。这种压迫是凝聚式的，好比夯土的大锤，每一次的敲打都叫对象紧实一点，而不会产生分裂的效果。余虹和米莱，就是诸如此类悲哀的典型主体，被自我压迫到了必须卑躬屈膝的地步。所以她们只能表现一种感情——善良。余虹用性爱的方式，米莱，如剧中演出的那样，以买单的方式为主，哭泣和歌唱为辅。

 

     残酷，对自己极尽残酷，是80后的年青人给这个世界送上的第一份礼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