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作为本年度华语电影的大热门其实只捧红了女主角汤唯一人。从选角阶段的“为李安导演倒茶”，到拍片过程中的“拉链门”事件，再到香港慈善首映式上与前“安女郎”章子怡的正面交锋，最后由网络惊现足本电影中的著名截图“回形针”体位，进而引发的网民大讨论不可谓不热烈非凡。

 

     汤唯从默默无闻到街知巷闻，实不过短短一年半时间。一年半之前，汤唯是26岁的大陆非著名女演员；一年半之后，汤唯是27岁的国内一线女星。和汤唯一样一夜成名的国内女星，成名似乎都比她早。章子怡以“谋女郎”身份成名的时候才20岁，是北影在读本科学生；赵薇凭《还珠格格》一炮而红的时候也不过区区21岁；周迅在《大明宫词》中出演少年太平公主时也只有22岁……汤唯演艺事业的春天，与她当年屡试北影、三年不第的境遇仿佛，都来得格外艰难了一些。因此，她的一脱成名，也幸运地多了一些可以谅解的理由。

 

     《色·戒》为什么要这么拍？提出这个问题的网民素质很高。

     张爱玲的小说里并没有对性事的详尽描述，当然，摒性不谈，这与她的行文路数有关。但是，堂而皇之地以“性”示众，也并不是李安导演的一贯风格。香港导演杨凡，曾以执导唯美浪漫风格的电影知名。有一次，携章小蕙上《康熙来了》，与主持人聊起《桃色》这部电影时，主持人问，为什么拍片风格浪漫唯美的杨凡，要拍这样一部在香港市场定级为二级B的电影？他直言不讳地说：“每一个导演都梦想拍一部情色片。”至于由谁出演？章小蕙是杨凡在工作室楼下捡到的，汤唯的幸运也或多或少源自命运轮转的机巧。

 

     我想起李安早年的电影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这三部影片奠定了李安电影的艺术性，他对人性的关照无微不至，而“性”正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功能部分。而我认为，李安对“性”的关照甚至远甚于其他的部分。《卧虎藏龙》其实是李安电影作品中的另类，商业驱动的性质很明显，它让贴标“李安”的电影在北美从此有了市场。《断臂山》则是一个回归，同时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它让李安隐而不发，或者说隐而不能发的艺术观点得以开释。而从《色·戒》的实践看来，李安对电影艺术和内容的把握是和谐而且完美的。

 

     不必对《色·戒》中若干缺乏一般逻辑连贯性的片段和镜头发难，这部电影并不是让普遍大众引以自豪的中国制造，它更像是一个小剧场实践，一部多幕话剧，它要求演员兼具真实生活的实践和舞台表演的张力，舞台上的表演逻辑和镜头前的故事叙述非常不同，它是跳跃式的，从这一点来说，小说《色戒》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剧本，留有很多不可思议的想象空间。

 

     无法想象另几位试角的女星演绎《色·戒》的效果，她们在镜头前成功得太早，其表演必不可免地带有叙述故事的逻辑痕迹，一举手一投足，都无法带出王佳芝的沉静局促。

 

     汤唯最近一次接受一线时尚类杂志《Marie Claire》（香港版）采访的时候说：“我相信命运，非常相信。”

     关于理想，她又说：“人生的所有时间，都不会是虚度的。你只要经过，肯定会留下痕迹，你会变得成熟。”

     她对人生的这两项解读值得所有对生命感到困惑的人学习。

 

     准先生最近很忙，我每晚给他打电话：“喂……你在哪里呀？”他就很生硬地回我：“在路上，下高架了。”或者是“会场快结束了。”再不就是“说事儿呢，就快完了。”我于是很怀念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去天坛玩儿，趴在回音壁上轻轻叫唤彼此的名字，那是一种很闲适的情调。我自诩理性，所以一味抱怨工作耽情，不会埋怨准先生的不我理会。

     其实，在北京的时候，我们也曾脱开过一次手，他想参加大学同学聚会，我不愿意去，就在北京美术馆下了车。仔细阅读票务规则之后买票，上下一摸，才发现学生证早落在了准先生兜里，价目表上说明学生收半价10元/人，我不愿意多花10块大洋，于是拿住心思硬要买学生票。售票的大爷看看我，我脸儿有点羞红，略低了低，大爷看罢说话：“现在没钱找给你，等一等。”呼，倒没有说不准买学生票。我后边的队伍又过了几个人，大爷向我招招手：“过来，找你钱。”我把手上的零钱数了清楚，90块。这当儿又想起在故宫门前买票的场景。排着大队的时候，穿梭在队伍中的有卖地图的，小玩意儿的，还有推销学生票的。我问票贩子：“我们有一张学生票，你能给我们再买一张学生票吗？”“是你有学生票吧？”“嗯”“你是能买学生票，”看看准先生，“他不行，不放票的。”准先生即刻脸上无光，我顺便揶揄他：“博士生也有长你这样的。”哈哈。看了三个小时的国画展览，等到他打电话来接我回去的时候，我很兴致勃勃地冲出美术馆，远远地跟他打招呼，他也招呼我，不过不是叫我赶快回到他身边的意思，只是一气地摆手、指着胸前。我低头一看，明白了，隔着铁栅栏把项上挂着的相机交给他，留下了在北京美术馆的唯一一张人物合影。出大铁门的时候才看到门口站的警卫，吓！恁个美术馆搞得嘎森严。

     出了美术馆，我一眼看见三联韬奋图书中心的大招牌，急急地奔过去，著名的《三联生活周刊》就是这里出版的啊。这里也并不只卖三联的书，第一层以畅销书、儿童读物、杂志、音像制品居多。往上，可没有二楼，你得往下，走过一个窄的木扶手的楼梯，就到了热得跟蒸笼似的底层，楼梯口的地方就是三联书的主要阵地了。三联的书不很多，只占了底层的大约1/6的面积，以思想、文化、文学、文艺类书籍为主。我逡巡了一遍，挑了两本书，一本是李欧梵的《徘徊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这是一本访谈录，我喜欢其中李先生介绍自己问学经历的一段。再谈往文学理论深里去，我其实也不大懂得了。另一本是赵珩的《老饕漫笔》。两本都是薄薄200页出头，装帧简单素雅，虽然不打折，但价钱也很便宜。我以为准先生会坐在地上打盹，没想到他竟在翻看讲诗经、楚辞一类的书。恐怕，最近的百家讲坛正在播映相应主题的讲座吧。

      回去的路上，我们坐着摇摇晃晃的在上海从未见过的有“腰”的公交车，一边讨论，为什么北京的公交车座位那么少？